一切诸相，即是非相，一切众生，即非众生。
文
全球良品
中国的年轻人如果突然被问到“你有信仰吗”，大多数应该都会茫然地愣一下，然后果断地摇摇头“没有，我什么都不信啊”。
是的，每年大年初一我们也会跟着家人去庙里凑个热闹，偶尔和朋友出门爬山路过什么”普陀寺“、“观音庙”也经常进去看看风景。
可是，我们并不认得案堂上摆放的那些镀金佛像谁是谁，除了“阿弥陀佛”也说不出一句有关他们的话。
很多人说，我们是没有信仰的年轻人。
据机构权威——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年年底的抽样调查，中国有7%的人自称信教，61%的人自称是坚定的无神论者,32%的人拒绝回答或没有明确的信仰。
倘若将时光倒流年，回到魏晋年代，“南朝四百八十寺”、“僧尼十余万，天下户口，几亡其半。”上至一国之君，下到平民百姓，纷纷皈依佛门，那时候的佛教是何等地耀眼。
佛教，从何而来，又是怎么盛极几世，衰于一时，一步步被边缘化的？
宗教不仅仅是宗教，更是文化和社会思想的一种载体，探索这些，何尝不是窥见历史呢？
佛教的诞生
公元前5世纪佛教诞生，其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尊称“释迦摩尼”、“如来佛祖”）。
历史告诉我们，伟大人物的出场都是自带光环的，我们的佛祖当然更胜一筹，一生都充满传奇色彩。
公元前四世纪的某一天，释迦摩尼的母亲摩耶夫人梦见六牙白象入胎，然后在其父王的兰毘尼园无忧树下，站立生下了释迦牟尼。
释迦摩尼当然不负众望，诞生后就向四方行七步，环顾四周，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敲黑板，敲黑板
佛祖才没你想的那么猖狂。
此处指的是：唯有本性最珍贵。
释迦牟尼降生七日后，相传天龙八部都来赞叹释迦牟尼，被称为“佛显日”。
天龙八部：指佛教护法队伍中以天、龙为首的八种神话种族，金庸曾以此为名，写成小说《天龙八部》
从八岁开始，释迦摩尼便向毘奢婆蜜多罗学习文化，向羼提提婆学习武艺，从小在宫中过着舒适的生活。《佛本行集经》记载他有三位夫人，且与第一位夫人育有一子，过了十几年幸福的婚姻生活。
直到29岁那年，儿子出生，他在外出巡游时，恰遇老人、病人、死者和修行者，深感人间生老病死的苦恼，经常在阎浮树下沉思，但是不得离苦之道，于是在某个月夜乘马出家修道。
释迦牟尼在苦行林中修苦行6年，悟得三明与四谛，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而成为佛陀。
佛陀入灭（入涅槃）后，佛教逐渐演变为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等不同派系。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之后中国开花结果，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而作为起源地的古印度，佛教却几近衰亡，被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代替。
佛教是怎么传入中国的？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但古来佛教徒间流传着汉明求法、佛教初传的史话，同时也传说汉明之前佛教即已传入，两说各自发展。
最后，汉明求法说颇为一般佛教徒所乐道，而汉明以前传来说也愈推愈远。
汉明求法，白马西来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也许你完全没听说过汉明帝，更不知道刘庄是谁，但他的母亲，大家一定都耳熟能祥，仕宦当作执金吾yù，娶妻当娶阴丽华”）夜宿南宫，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
次日早上，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样”。
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
永平八年（公元65年），蔡、秦等人告别帝都，踏上“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在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
永平十年（公元67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
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
洛阳白马寺
当然，佛教早在公元前后就传入中原了，
《魏书·释老志》言：“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浮屠是佛的古译，张骞出使大夏带来佛教的消息，但此时只是知晓西域有身毒之国（即天竺，唐初将印度统称为“天竺”），国内有浮屠教而已，至于浮屠之教是何面目，则不得而知。
身毒：先秦时期至隋唐时期之间对现代印度次大陆上之文明区域称呼的音译词，
依照古语发音接近sindo或shindo），直至今日在中国南方一些方言（例如闽南语）仍保留了这种发音。
根据史书记载，中国人第一次接触浮屠之教，是在西汉哀帝元年（前25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魏书·释老志》），接触途径是通过大月氏人的转述。
而当时汉人的反应是“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魏书·释老志》），这次接触使得汉朝人稍微了解了佛教之面目，但并不相信。
此后到汉明帝时，傅毅认为金人即是西方之佛，这就证明：佛教与当时中国最初实质性的接触，发生在西汉末年。
而到了东汉初年，已经在社会上有所推广，甚至浮屠之名已经传到上层社会的耳朵里，再遇上“夜梦金人”之事，官方正式开始探索浮屠之道，并给予一定程度上的接受和承认。
汉明求法意味着官方正式打开拥抱佛教的大门，而在这之后的漫长历史里，佛教盛衰兴废的命脉其实都紧紧被执政者掌握着。
东汉佛教的信仰模式
根据史书的记载与考古发现，可以推断出汉代佛教的信仰基本属于一种神佛不分的、以禳灾求福为目的的模式。
刘英是汉光武帝与许美人所生，被封为楚王，故称“楚王英”，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信奉佛教的贵族。
楚王英用“黄缣白纨三十匹”为属民赎罪，朝廷安慰他说：“楚王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认为楚王信奉佛教，常常斋戒沐浴，侍奉神灵，不应接受他的财产，应将其供养僧人（桑门）和佛教居士（伊蒲塞）。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也将此事记录下来，而且更为清晰：“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
由此可见，东汉明帝时不仅有沙门，且有佛教居士了。
根据朝廷的回复：“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与神为誓……”将佛与黄帝老子等并称，同时认为佛与黄老都是神灵，这反映了东汉佛教的“神佛不分”的特点。之所以如此，主要因此时之佛教经典翻译较少，即便是已经翻译的也进入兰台石室珍藏，并未弘传，社会上对佛教的认知十分有限。
乐山地区曾发现东汉佛像，在乌尤山和凌云山之间，有麻浩崖墓，麻浩崖墓一号墓前室门楣上浮雕了一尊佛像，不仅雕刻佛像，同时也出现西王母、东王公等道教神仙人形象。
麻浩崖墓雕像
在东汉人眼中，佛像与神仙像所起到的作用大致相同，即引导亡人进入天界。牟子《理惑论》记载:“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明帝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
同时期的摇钱树上也常常装饰佛、神鸟、西王母等，以祈祷吉祥。佛像只是东汉人祈祷吉祥的表现之一，常与仙人、神兽等混同使用，也印证了史书中透露的神佛不分的信仰模式，其信仰的目的在于禳灾求福，此时的佛教信仰并未从当时的普遍信仰中独立出来。
乃至到之后的上千年里，佛道依然是混乱的，四大名著《西游记》里如来、观音、王母、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共聚一堂，是非常“中国式”的佛教。
道教：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发源于中国春秋战国的方仙道，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济世救人。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当代佛教更多地是被当作一种宗教信仰，而在古代，由于区域与区域之间固有的闭塞性，佛教的传播往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往来，古代中国与西域、日韩，一批批译经人（多为西域来华僧人）成为推动国家外交的和平鸽。
安息国（亚洲西部伊朗地区古典时期的奴隶制帝，又名帕提亚帝国）高僧安世高（本名为清，字世高，西域安息国的王太子）是到中国传播说一切有部阿毗昙学说和禅法的第一位外籍僧人，最早的一批译经人。
安世高来华的时间，大致在汉桓帝（—）前后，《梁高僧传》记为“汉桓之初，始到中夏”（《安世高传》）。
安世高来到洛阳时，佛教的信奉者多把佛教当成是一种神仙方术，因而把佛当成是祭祀的对象，焚香膜拜，祈求长生。
安世高认为应当让人们了解佛教，于是萌发了译述佛经的宏愿。
安世高共译佛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现存（年）二十二部，二十六卷，主要是小乘系的佛经。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译师，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佛学。
来华后，安世高就掌握了汉语。这时候佛教在中国已有一些影响，不论在王室还是在社会上都有了信奉者，安世高根据信徒的需求和自己的学问所长，译出了早期的一批汉译佛经。
安译经文之数，道安记为三十四部，四十卷，其中有些是否为安译，道安还有疑问，所以确切数字已难以详知，后来的《大唐内典录》收安译一百七十六部，一百九十七卷，增加的部分大多不很可靠，后来《开元释教录》又减为九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
至于安世高为什么来洛阳，据说是他出家修道，得宿命通后，知前世欠人命债，其债主在中国，于是航海而来，到达洛阳。
当然，听一听就好。
公元年大月氏国（公元前2世纪以前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后迁徙到中亚地区的游牧部族）高僧支娄迦谶来到东汉洛阳翻译佛经，于汉灵帝时翻译《道行般若经》、《兜沙经》等，是最早将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西域高僧。
公元年三国时期，康居国（西域三十六国之一）高僧康僧会（宰相之子）来到东吴。他在建业（当时东吴的都城）建立寺庙，供奉佛像弘扬佛法。不久受到孙权的信敬，并为他建佛塔，造佛寺，开始在江南传教。
公元年西晋时期，79岁高龄的龟兹国得道高僧佛图澄来到洛阳。适逢永嘉之乱，佛图澄先隐居草野，后以博大的佛法劝后赵皇帝石勒、石虎少行杀戮，深得石勒信任，被奉为国师。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西域僧人来华传教译经？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中原僧人“西天取经”？
东汉末年，统一的天下逐渐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军阀混战与封建割据，中原大地变成了苦难的修罗场。魏晋南北朝时期混乱的局势让义理精微，且强调因果轮回与出世精神的佛教得到了发展的良机。
无论是喜欢谈玄论道的士大夫们，还是保受战乱之苦的黎民百姓们，都争相去佛教中寻找资源与慰藉，佛教不但得到了传播，还取代了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潮流。
只是这样一门复杂的宗教传播到中原之后，人们开始疑问：我们只了解到佛陀教义的沧海一粟，博大精深的佛教经典我们并不熟悉。
中国人强烈的求知心与西域高僧弘扬佛法的大愿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场场浩浩荡荡的译经运动和取经潮。
央视纪录片《佛国记·法显西行》，讲述了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法显，从长安出发，历经千辛万苦西行取经并将其翻译汉字，传于后世，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动人事迹，豆瓣评分8.6，非常值得一看。
这场佛教东传的盛事，留下了如鸠摩罗什、达摩祖师、僧法显等我们熟悉的名字，他们为了信仰，历经千辛万苦，或从西域辗转前往东土弘扬佛法，或从中原前往西域学习佛教义理。
通过汉明求法的故事，我们知道很多高僧其实都是被中原朝廷请过来的。
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鸠摩罗什：一位名震西域周边各国的高僧，前秦后秦为争夺他发动了两次战争。
鸠摩罗什（－），祖籍天竺，混血，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家世显赫，其祖上为名门。
鸠摩罗什自幼天资超凡，半岁会说话，三岁能认字，五岁开始博览群书，七岁跟随母亲一同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究妙义。他年少精进，又博闻强记，既通梵语，又娴汉文，佛学造诣极深。博通大乘小乘。精通经藏、律藏、论藏三藏，并能熟练运用，掌控自如，乃三藏法师第一人，其与玄奘被当作两座高高的丰碑。
看看别人开挂的人生，感觉自己就是个智障。
这是一位非常高产的僧人，他的著作应该只要说《金刚经》、《法华经》就够了
而且，这位高僧不仅天资聪颖，颜值也惊为天人，所以两度被逼娶亲生子。
知名（？反正我看过）言情小说《不负如来不负卿》即是以其为原型打造的，嗯，现在也翻拍了电视剧。
古代僧人是如何翻译佛经的？
一部佛经从印度梵文准确、优美地翻译成中文，需要的是许多位精通佛教义理的高僧、学者的共同合作。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翻译佛经的早期阶段，一些高僧由于条件所限，只掌握了一门语言即梵语，他们进入中原后，只有借助精通中文的学者才能将佛经翻译成中文。
而那些深知中国学术的学者们，在翻译佛经时难免会用上许多儒家、道家的术语，也会掺入自己的见解与创造。比如鸠摩罗什在翻译《妙法莲华经》时，有两句话原文为“天见人，人见天”，而他的助手觉得这两句缺少文采，建议改成“人天交接，两得相见”，被他点头称赞。
伴随着佛教在中原落地生根，得到了更大的重视，后来的佛经翻译就是越来越严谨、庄重的一件事情了。在隋唐时期，翻译佛经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译场”，选拔国内最顶尖的高僧大德，约几百上千人。
而翻译过程，需要十个步骤，被人称为“十部”。这十部职掌分别为译主、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
如此，一部梵文佛经才能翻译成汉文，成为今天的我们所阅读、学习的佛经。这件伟大的工程凝结了无数人的心血与智慧。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正因此，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终于在中原落地生根，结出了累累果实。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译经也为近代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形成“文“、质”理论。
天竺、西域的高僧将佛学带到中原，随后，中原人士学有所成后又将其传到新罗、东瀛。
公元年，唐代高僧鉴真应日本留学僧请求先后六次东渡，弘传佛法，成为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
浮世绘+鉴真，非常完美地展示了中原佛教与日本文化的融合
8世纪，禅宗相继传人日本、韩国，公元年唐代高僧道璇东渡日本，弘传北宗禅。
公元年日本僧人空海长老来长安学习密宗，回国后创立真言宗。
9世纪初，日本僧人最澄将天台宗传到日本。
公元年统一西藏的松赞干布迎娶唐文成公主，并为她带去的佛像建造小昭寺（为尼泊尔尺尊公主所带佛像建造的是大昭寺），为藏传佛教的形成奠定基础。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
佛教的繁盛
佛教从公元67年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第一次高峰，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首都洛阳内外有一千多座寺庙。其中北齐时期僧尼人数达二百万，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都出家了。
公元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并下令在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开凿龙门石窟。此后，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余年之久。
南北长达1公里，共有余尊佛像，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
龙门石窟
从唐代开始，政府渐渐建立了对出家人的全国性管理，有严格的童行、试经、度牒、戒牒等考核制度。其中试经考试要求背诵-页的经文，相当于整部《楞严经》或《法华经》和《维摩诘经》加起来的分量。由于有严格的考核制度，从唐初到清朝初年，全国的出家人数量控制在五万到五十万之间。其中盛唐时代全国僧尼大约有三十万左右。
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崇奉佛教，有唐三藏西天（天竺）取经的佳话，根据历史记载，两人并没有《西游记》里面描述的那么亲密，甚至取经本身也是三藏大师自己偷偷溜去的。
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唐僧
玄奘取经
但唐朝的太平盛世也使得佛教取得蓬勃发展，佛教寺院土地免税收，而且僧侣也免除赋役徭役等等一些列惠僧政策，使得佛教在唐朝进入了野蛮发展期，天下寺庙林立而起，僧侣数目也是成倍增长，在民间有“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说法。
尤其在武后称帝之初，以帝王的命令下诏奉佛为尊；她对当时的高僧也至为礼遇；还迎请高僧主持建寺造像。在做好佛教硬件的同时，武则天还组织国内外高僧翻译佛经，进一步完善佛教各宗派典籍。
当初在感业寺里削发为尼，遁入空门的十四岁小姑娘最终也以她的权势悉数回报，当然，这也是她夺位不正的需要，佛讲法缘，周礼儒道却尊君君臣臣。
此外，佛教带来的不仅仅是心灵的慰藉，还有渊源的文化。
「阿弥陀经」中说：极乐国土，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极乐净土在每个佛教徒心目中庄严神圣，美轮美奂，唐朝的寺庙建筑古朴大气，俊美华丽，犹如那个众人向往的净土。
将唐朝寺庙的建筑风格继承的最好的莫过于日本，平安时代整个就是唐朝的翻版，甚至日本举世闻名的文学作品《源氏物语》里也反映出当时佛教对日本贵族的巨大影响（十个人物，八个出家）。
日本京都金阁寺
唐代还修建了很多大佛，包括四川乐山大佛、屏山大佛、天梯山大佛等。
乐山大佛，鬼斧神工
唐朝同样也是最开放包容的一个时代之一，来自日本的遣唐使们（学问僧）在这里留下一段段美丽的故事。
所以，我一直觉得《妖猫传》最好看的并不是光怪陆离的剧情和故事，而是它还原了一个开放的、繁盛的、多彩的大唐，一段日本僧人与中华文人的美丽交情。
唐代吴道子在长安、洛阳画了多幅佛画，人物奋袂，衣裙飞舞“吴带当风”。
佛教最精美的艺术品，当属佛像，隋唐时期的僧俗艺匠以高超的技艺留下一幅幅绝世佳作。
另外，佛教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乐曲文化，音乐是最容易引起心弦共鸣的艺术形式之一，在佛门中有一种供养称之为“乐供养”，就是指梵呗（bài）唱颂，是六供养之一。
佛教认为，居住的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娑婆，乃梵语音译，为“堪忍”之义），娑婆世界的众生，一般人是耳根最为明利。因此，以宣讲佛法音声来教化娑婆世界的众生，是非常好的方式。
南北朝时代，乐僧辈出，创作丰富多采，佛教音乐逐步从寺院走向宫廷和民间，信众欢迎，加上帝王倡导，为隋唐时代佛教音乐的普及与大众化奠定了基础。
佛教的衰弱
安史之乱后，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役，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碾嵦等多方牟利.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
唐朝的第十六位皇帝唐武宗崇奉道教，非常厌恶佛教，所以在道士李归真和李德裕的谏言下，对佛教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打击，首先强迫拆寺庙，并且让寺中僧人还俗，据记载当时毁寺庙4.5万所，放生僧人26万人，奴婢15万人，诸多佛教经书被毁，俗称“会昌法难”。
五代十国，统治者继续抑佛，后周世宗亲自以斧劈观音像。
北宋初期，帝王再次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宋徽宗时期，由于朝廷笃信道教，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明代，佛道儒“三教合一”。
清朝同元朝一样，王室崇信喇嘛教，佛化政策统治了蒙、藏、汉等多个民族。
民国时期，有涌现出部分高僧：
虚云和尚、来果禅师、弘一法师、太虚大师等佛法造诣深厚，是佛界翘楚。
弘一法师李叔同
文化大革命时期，打击“牛鬼蛇神”，佛教被当作封建迷信，遭受巨大损失。
文化大革命毁佛，“拆毁旧世界”
佛教在当代
当代中国佛教应当分为西部藏区佛教和东部佛教。
就像《冈仁波齐》和《西藏时光》里所描述的那样，在藏区，依然有很多人充满信仰，他们在课本与佛经，传统与现代之间守着内心的本真。
而在东部,大大小小寺庙的职能更像是旅游观光的附属品。
还有令人津津乐道的高门槛、高薪招聘。
正如前文所述，古时的高僧，哪一个不是天资聪颖，学富五车,出身名门呢，为什么现在我们对于寺庙的高学历要求和高薪回报显得如此不解呢，正是因为在大多数人眼中，它已经变得不再重要。
还有五花八门、堪比网红的“高僧”
靠照片和时尚走红的“释道心”
靠呆萌和真诚吸粉的“延参法师”
当然，也有如龙泉寺这样高学历人才荟萃，独树一帜的寺庙，努力以新的形势推动佛学的传播。
现在，不缺乏信佛的人，毕竟还有很多有钱人、成功人士“心心向佛”，缺的是那些愿意潜心“修行”，专研或者创新佛学的有识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