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彦
上海和浙江嘉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两地的莫大荣光。那么，中共一大为什么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召开呢？这既有客观条件，也有偶然因素，即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产物。
共产党诞生在大城市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选择结果
共产国际成立4年后涌现的33个共产主义政党，均诞生于大城市。这是由历史客观条件决定的。第一，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兴起在政治上的体现，而促使该阶级产生的近代工业又与城市的近代化密切相关。“在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是通过机械化工业的建立而扩大的，产业工人云集城镇，进一步刺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与城市规模的扩大，从而超越以往城市多为消费型城市的狭小格局，这一轮的城市化进程就这样伴随新兴阶层的崛起而开始席卷全球。”城市孕育了“新兴阶层”，也锻炼了工人阶级，使工人运动逐渐走向成熟。第二，城市是知识精英的汇聚地。比如，上海就聚集了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城市为他们提供了政治活动的空间。第三，大城市交通便利、文化发达、信息畅通等优势，也为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有利条件。综上，在大城市建党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创建活动的共同特征。
党的一大为何选择在上海？
中国的大城市很多，北京、天津、广州等城市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过程中都发挥过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选在上海而不是其他城市建党呢？
首先可以排除北京和天津。陈独秀到上海，就是在李大钊的保护下，年初从北京转天津潜逃出来的，因此，如果要在北京举行一大，陈独秀又冒险回北京，这是不明智的；加上当时北京特殊政治环境，显然不利于在那里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天津与北京距离不远，显然也不适合，正因为这样，陈独秀前往比京津各种环境更为宽松的上海。
排除了京津后，广州实际上成为一个重要选项。陈独秀在年底接到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后，即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根据政治历史的惯例，一个政党的领袖到哪里，重大的活动甚至政党的核心一般也选择领袖所在地。据包惠僧回忆，在年五一劳动节后法国巡捕房派武装巡捕搜查了新渔阳里6号，李汉俊就“决定暂时把机关部停止活动，要我到广州去找陈独秀，决定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或者把中央搬到广州去。”如果党中央搬到了广州，陈独秀又在广州，尽管当时广州政治形势复杂，地理位置相对偏南，但有亲近苏俄、又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陈炯明将军支持。年5月，留在上海主持党组织工作的李汉俊派包惠僧专程去广州。李汉俊对包惠僧说：“这里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工作没法干下去了，要他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要么请陈独秀回来，要么把机关搬到广州去。”但当包惠僧到了广州向陈独秀汇报时，陈独秀则对包惠僧说：“这里到处是无政府主义，对我们造谣诬蔑，怎么能搬到这里来？广州地理位置上不适中，环境也不好，上海居中。”态度非常明确：“陈独秀不同意把上海小组的机关搬到广州来，也没有回上海的意思。”于是，成为党的诞生地这样“一个世不再遇的莫大荣幸与广州擦身而过。”
这样一来，上海就成为这几个城市中的唯一选项。
第一，上海具备世界共产党诞生于大城市的所有客观条件。上海虽然开埠晚于广州，但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经济迅速崛起，成为金融贸易中心、交通运动枢纽、轻纺工业基地。由于港口的优势，上海的对外贸易发达，年占全国的53.44%，年占40%。其中仅茶叶年占全国出口比重达79%。从上海进口的物资也最多，如纺织机械在年就占进口货物的71%。经济的发达带来城市的繁荣。城市的繁荣源于上海广大工人阶级的辛苦劳动。年上海的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年，仅机械工人就有18万，交通运输工人有13万，手工业工人21万，工人总数52万以上，约占上海全市人口的1/4，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6。这些客观条件，是上海成为党的诞生地的重要因素。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人为”因素。受列宁直接指派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年6月3日来到上海，同期抵沪的还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尼克尔斯基。在与李达、李汉俊商谈后，共产国际代表认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在征得“南陈北李”同意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全力进行大会筹备工作。上海地理位置居中，是全国交通枢纽中心，各地代表在收到上海来信后，通过方便的水陆交通纷纷启程前往上海。
小城市嘉兴怎么会成为党的诞生地呢？
嘉兴能够成为党的诞生地，则完全是因为突发事件而致的偶然性结果。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在上海召开是历史的必然；在南湖召开是历史的偶然”“如果不是侦探出现，会议也许就会在30日结束，党也就在上海宣告正式成立了。”
密探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呢？经过考证，原因是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马林于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马林同月从莫斯科出发，时，他的行踪就一直受到欧洲一些国家外交机关和情报部门的